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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泵业往事:百年大隆机器厂

来源:弄堂longdang、竞争力、上海机电工业志作者:泵友圈

近代民族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,对进口设备一直就存在着从机器依赖到技术、人才依赖的弊端,这也是民族工业难以自强的重要原因。严裕棠在四十余年间,将一个弄堂作坊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本土机器制造企业,还拥有两个现代化的大型纱厂和几个中小纱厂,既创出了一条“棉铁联营”的机器自制、技术自立之路,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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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树一帜地借船出海


严裕棠,出生于上海,祖籍浙江鄞县(《上海通志》第四十四卷人物-传主),其祖辈于清代中叶移居上海,住愚园路镇宁路北严家宅(图2)。关于严家的祖籍,有还有其他版本,一说是安徽婺源县(《长宁区志》第三十八编人物-人物传略),另一说为江苏吴县。

严家多是吃洋行饭的,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洋行的买办。生长在这样的家庭,耳濡目染,严裕棠对于买办职业和商务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。在英语学习方面,他也很早表露天赋。父亲严介廷见儿子是个可造之才,专门为他聘请了外籍教师,传授语言及西方文化。

严裕棠(1880-1958)

到19岁时,严裕棠在叔父的介绍下进老公茂洋行当学徒,后任洋行主皮尔斯的私人助理,很快他就熟悉了洋行所有的业务。有时大班不在,他也能应酬得体,体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。

在洋行干了两年之后,严裕棠就以债权人身份入公兴铁厂当跑街。公兴铁厂是民营机械制造厂,由徐福寿、杜阿宝等人合伙创办。刚建厂几年,主要业务是修理小火轮、纺织机等,还承担打铁翻砂业务。当时来沪的外国轮船日益增多,修配业务繁忙,正是铁厂发展的良机,但公兴铁厂因为没有外语人才,难以揽到大的订单。严裕棠对此则是熟门熟路,他进厂之后,业务量骤升。

此时,严介廷见儿子严裕棠跑街做得得心应手,就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与钱心如(钱与严为亲家,即严裕棠之岳父,在虹口长治路开米店,有点立升)、铁匠褚阿土合股开办大隆铁工厂,让儿子严裕棠自立门户,担当经理。大隆厂初创时,在杨树浦太和街梅家弄,租赁两间平房权当车间,时有工人仅7名,学徒4名。那时厂里主要为外国商船修理小机件,或为缫丝厂和轧花厂修点零配件。

不久,大隆厂就搬到平凉路,租用严介廷的12间铁皮木板平房作厂房,厂里仅有皮带车床8部,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1部,以20匹马力的水汀炉子引擎作动力。此时厂里工人增至50名,且大多为学徒工。

大隆铁工厂车间

机器厂主要经营纺织机械和外轮机件修配项目,严为经理,负责外务。严裕棠始终将目光盯住黄浦江,还置备两条小拖轮,为外国船家主动提供上门服务,主顾不断增多。除了修配外轮机件外,其他厂家的机件修配生意也逐渐承揽起来,陆续增加的长期客户有永茂轧花厂、中美面粉厂、日商云龙轧花厂、商增裕面粉厂等,业务蒸蒸日上。

1907年,严裕棠买断了褚小毛的股份,将大隆变为独资公司此时,做外轮修配业务的厂家越来越多,利润日薄,而国内的棉纺织业却日益兴盛,相应的纺织机械业务却极少由本土生产,都是高价由外国进口。不仅购价高昂,而且维修也不方便。严裕棠看准了这个商机,于是宣布.放弃外轮生意,把生产业务转向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上。

此时的大隆不仅规模初具,而且也拥有了较强的技术力量。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自制自销,但仿制和修配水平却是同业中的佼佼者。严裕棠发挥其业务联络之长,获得了英商恒丰洋和日商内外棉公司的两大订单。代理加工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习制造技术,也解决了最实际的业务量问题。大隆以两大外国客户为起跳点,先后与40余家客户建立了业务关系,使大隆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。

1920年代,大隆铁工厂全貌

大隆机器厂业务发展后,原来的规模已不能适应,1914年沿平凉路增建的厂房落成,这时工人已增加到100余人。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漩涡,长期受到扼制的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复苏,纺织业发展很快。严裕棠马上意识到大隆也要逐渐与外国在华企业脱轨,转向与民族工业合作。于是,他承包下荣氏兄弟申新厂的机器修配任务。同时,大隆组织技术力量试制部分纺织机器,为整机制造打下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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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做别人做不了的活”

兴办近代的机器工业,首在机器。然在近代,中国自身的机器制造业十分落后,传统的铁器作坊无法承担制造和维护大型生产机器的使命。无论是洋务时期的军事及民用工业,还是民国初期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,机器设备基本上都是通过洋行由英、美、德、日等国进口。民族机器制造业虽然在学习与仿制之中缓慢进步,但仍满足不了兴办工业的需求。

即使是如大隆、求新机器厂(朱志尧所创办的机器制造工厂)这样的民族机器制造业中的先行者,在很长时期内也是以机器的修配业务为主。虽然严裕棠施展浑身解数,在外商中接了不少大订单,但是要实现机器厂的大发展仍然困难重重。为了广开渠道,严裕棠总是说:“接别人不愿接的活,做别人做不了的活。”别人不愿接的活比较容易做到,大隆工厂对于别家机器厂不愿承担的小活零活总是来者不拒,及时为工厂排忧解难,赢得了很好的口碑,大隆的声望不断提高,也因此赢得更多的长期订单。

但要想“做别人做不了的活”则需要技术实力做后盾。新式机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件,附着于机器之上的是先进的设计能力及生产技术,是拥有机器制造技能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团队。严裕棠知道,大隆要想摆脱低层次的机器修配,转向高水平的整机制造,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自身的技术队伍,走技术自立之路。

严裕棠在大隆建立了严格的学徒制度,以此来保证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,达到“重视技术,保质保量”的目的。大隆选定一批技术精干、吃苦耐劳的老技师担任师傅,徒工进厂之前要经过严格挑选。徒工的学习时间是三年,白天跟随师傅当助手,晚上则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。徒工实行淘汰制,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被辞退。表现出色的徒工满师后可被本厂留下当工人,有的逐渐选拔为工头、领班以至厂长。据统计,大隆培养的技工和管理人员总计在10000人左右,这些技工不仅加强了大隆的技术力量,也成为中国早期机器制造业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大隆依靠本厂技工,由机件修理、配件仿制逐步向整机制造迈进。在初期,主要是修理简单的配件与机器故障,进而修理比较复杂的纺织机器和引擎。在修配过程中,大隆不仅注重培养技师进行一般性的经验性操作,还要求技师掌握机械原理,提高设计能力。在为英商恒丰洋行代制纺织机传动装置的过程中,大隆技师从洋行提供设计方案中学到很多关键性技术。大隆仿制质量精良,颇得用户称赞。

当时最为主要的业务是纺机修理和制造。严裕棠见到国内众多纺织厂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,不仅价格高昂,而且维修成本很高。这样的商机白自流失,不仅是民族纺织业之失,也是机器制造业之过。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整机制造的梦想。经过反复努力,到1922年,大隆机器厂终于试制织布机成功并上市推销。这种织布机系依照日本丰田式织布机,参照英、美织布机并结合本国使用上的要求制造的。织布机的成功表明大隆的技术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严裕棠还引进了一批新式的技术专家,设立技术研发机构,全面提高大隆的机械设计和制造水平。1928年,大隆延聘机械专家黄朴奇任大隆机器厂经理兼工程师,掌管全厂的生产和业务。在黄朴奇主持下,工厂组建了机械物理实验室。1932年,严裕棠的第六子严庆龄留德回国,被任命为大隆机器厂厂长。

严庆龄在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方面实行全面改革。他聘请擅长内燃机制造的连忠静为工程师,还聘请了两位德籍工程师,与原有的技术员共同组成总工程师办公室,在铸冶、机械加工、量具制造、热处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。经过努力,大隆从机件仿制,逐步做到能够仿制整机和自行设计各类机器设备,并实现了流水线生产。

1932年,大隆铁工厂办公楼

到20世纪30年代,大隆出品的日本式的精纱车、浆纱车、筒子车、提长机、打包机,英国式的拆包机、开棉机、给棉机、花卷车、清棉机、梳棉机、七眼并条机,还制造了120吨压力的打纱包用的油压机以及染布机,完成了整套棉纺织机器的制造,成为华商机器制造业的骄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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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链延伸之逢生


大隆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,但市场竞争却更加残酷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外国资本卷土重来,致使许多在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棉纺企业纷纷倒闭,机器制造业也承受连带之痛。由于民族机器制造业整体水平较低,华商纺织企业除在维修方面倚重本土企业,仍然从国外进口整套设备。

严裕棠的梦想是建立技术先进、自主独立的一流机器制造企业,但在现实条件之下,单纯的技术自强之路并不容易走下去。1922年,大隆机器厂试制织布机成功,但新产品上市推销,因华商轻视国货,而产品销路不畅。有的厂家看在与严裕棠的交情上购买了几台,也是弃而不用。赠机推广,效果也不佳。

严裕棠不甘心,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没有人购买,就自建纱厂,自制自销,树立榜样。1925年,严裕棠租办连年亏损的苏州苏纶纱厂,更名苏纶洽记纱厂。在全面接办苏纶后,由大隆机器厂对原有机器进行全面整修,并采用大隆机器厂的纺织机器增设了苏纶二厂和一个织布厂。

苏纶纱厂重新开工后,由于机器购买及维修成本低廉,产品成本远低于其他纺织厂,产品质地也十分优良,因此一反过去萎靡不振的局面,连年获利甚丰,为当时般纱厂所望尘莫及。严裕棠的大儿子严庆祥总结说,苏纶纱厂“无论工务方面、人才方面,均不能不依靠于大隆,如机器之修理添补等如无大隆决不如是方便,人才非大隆积久训导,决无如是之适用”。苏纶纱厂的成功意味着严裕棠“棉铁联营”的企业战略方案初步告捷。

1927年,严裕棠重组设立光裕公司,总管大隆、苏纶两厂,自任总经理,以长子严庆祥为副总经理。从1930年到1931年,苏纶厂销纱3万余包,布11万匹,年盈利达40万两,大隆制品的销路也解决了。1934年,严向中国、劝工两银行购进倒闭拍卖的上海隆茂纱厂,改称仁德纱厂,使用大隆自产的成套纺织机器重新投产。

上海大隆铁厂全景,来源:《上海实业导报》1930年(民国十九年)第二期

苏纶和仁德纱厂的成功使其他纺织厂家打消了顾虑,也开始购用大隆机器厂的成套纺织机器。上海的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、江阴的利用纺织厂都先后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纺织机器。另外,严氏父子还向常州民丰纱厂、郑州禄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等些纺织厂投资,成为这些厂的股东,这些厂也就尽量购买大隆的纺织机器。大隆也尽心尽力,为这些厂提供从供货、安装、调试到维修的一龙条服务。

家大业大的严裕棠,在1928年10月和1932年5月曾两次遭绑架,但都大难不死。

《申报》1932-05-05报导【严裕棠被绑】

前一次,严裕棠乘坐黄包车在华德路遭绑架,在挣脱中严被击伤左足,其包车夫也被匪徒开枪击伤,并无大碍。但不知何故绑架未遂。

后一次,即1932年5月4日晨约八时半,严裕棠跟往常一样

驾自备之八九六七号汽车、由家中出发(沪东平凉路1号门牌)、往江西路五十八号光裕营业公司办事、车抵五十八号门口、戞然而止、严正举足下车、忽有暴客三人、自道旁跃出、手中均执凶器、两匪扶严重返车厢、一匪启门、登驾驶人座位、以手枪威吓车夫高阿四开足速率、向南而驶、及至爱多亚路口、匪将高从车中推下然后自己把轮转头向西绝尘而去、事后车夫即报告捕房请缉、一时尙无眉目可言。匪徒将严绑架,勒索50万元。

此案,在工部局督促下,总巡捕房由华总探长陆连奎挂帅,在全市侦捕绑匪。案发一个月后,陆探长终于得悉密保,随即派华探长刘绍奎、探目冯志铭、王程应、周鸿林等前往西藏路新世界饭店337房间,遂将住于房内之镇江人王箭、甬人孔阿六、江北人陈惠兴、董小四、浦东人叶香莲等五人嫌犯悉数捉拿归案。

经审讯,嫌犯王箭供出肉票被藏地点。陆探长等立即协同法捕房中西探员驰往法租界白尔部路蒲石路(重庆中路长乐路)七十二号营救严裕棠,看守肉票之绑匪等,早已闻风逃逸,仅将严裕棠禁闭室内,探员当即将严救出,并于该屋抄获盒子炮三枝及子弹一百六十三粒、手枪一枝及子弹三十一粒和毒气手枪一枝。据闻,严裕棠“其所营之光裕营业公司、经理闸北大隆铁厂及苏州苏伦纺织厂之出品、故严实一身而兼三职、然因出身寒微、自奉极俭、生平热心社会公益、办有义务学校三处、据闻仅有事业、并无积蓄、每晨往公司办事、只身出入、不雇保镳。

《申报》1932-05-05报导

严裕棠两次被绑架,都化险为夷,乃因果造化、命大福大也。

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,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。1937年,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,各种工作母机500余台,工人多达1300多人,所获纯利20余万元。上海鸿章纱厂评价说:“我国最先仿造纺织机器其成绩最原苏纶厂址良、规模最大者,现惟大隆机器制造厂家而已。

日军占领上海后,原大隆厂被占,改名内外铁厂,转为日军的军工厂。而严裕棠用所藏机器设备,在江苏路诸安浜路,以美商泰利名义办了泰利机器厂,直至抗战胜利。抗战胜利后,内外铁厂(原大隆厂)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没收,改名上海机器一厂。

1947年9月,严家以600根金条赎回原大隆厂。解放前夕,严裕棠等人离沪去了香港,后转到台湾开厂经营。1958年,严从巴西回大陆途中滞留台湾,10月18日因心脏病发,在台北逝世。其子严庆祥留守上海大隆厂。

1980年代,大隆机器厂

后续:

1949年,大隆与泰利两厂在以生产棉纺机器为主的同时,开始制造船用推力轴、火车轮、金属切削机床、空气锤等设备。

1954年,大隆厂和泰利厂实现公私合营,改名为公私合营大隆机器厂,下设一厂(原大隆厂)、二厂(原泰利厂)。随着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,产品开始以生产石油机械配件为主。同年,开发了高强度合金钢链条。

1955年,取消了一厂、二厂建制,并入了大昌电焊厂等50家小厂,新建了锻铁车间,扩建了热处理、铸钢车间。

1958年,大隆厂发展成为能生产成套冶炼、锻压、石油、化肥设备的大型骨干企业。试制出国内第一台Y-8-3大型泥浆泵、绞车及国内第一台5吨锻造操纵机。

1959年,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套大型往复式高压柱塞泵。1961年,同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等4个单位合作,制成国内第一台人造金刚石超高压设备及国内第一台600吨有色金属挤压机。

1965年后,根据石油化工工业发展的需要,生产了氨冷冻机,大型二氧化碳压缩机等50多种设备。1976年,为国产第一架“运十”大型客机研制成功全套液压系统装置。1980年起,陆续开发了4000克注塑机、油田地面泵、注水泵、热采锅炉给水泵及各类超高压容器静压设备。

1981年,试制了国内第一套135/8英寸通径,350大气压海洋石油半潜式钻探水下器具。1986年,为国内第一台30万千瓦核电站配套生产了上充泵,同年试制出国内第一台30万千瓦火电厂除灰系统的大型灰浆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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